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截止到2003年，全国共有各类高校2110所，每年毕业的高校学生有几百万，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供应大国，从就业形势上分析，许多普通高校尤其是地方管辖高校的学生在就业方面困难较大，这必然会阻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良性发展。所以，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许多学校迎合市场导向，纷纷开设了各种热门专业，或者着力培养复合型、宽口径人才。可以说，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实际因素影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以求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高校实践教学难的制约因素浅析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粗放型阶段。教育带有普及性，重在传授知识，而指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较欠缺。同时从历史的因素来看，高校长期以来一直从属于政府管辖，自立意识不强，也使众多高校缺乏各自特色，办学模式雷同。就大多数情况来看，影响实践教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高校办学定位方面存在问题

国际上,高等学校的划分通常比较精确,如美国的高校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博士授予大学、综合性大学、普通四年制学院、社区学院及专科学校，它们均有各自定位，彼此之间竞争并不激烈，而我国过去对学校的设置则由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依各自管辖权限而设，学校缺乏独立自主性，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当多的学校不能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教学目标上，也不能进行准确的定位。由此形成一个“怪圈”：常常是学校里学习不好的学生毕业后能创出一番事业，几年后便可达到“经理级”，而那些

在校学习较好的学生毕业后却往往只能做个好职员而已。许多调查还显示，学历（位）与职位的关系并不成比例。对于这一问题在一些高校进行调研，基本上也能印证笔者观点。前几年中国妇女报上还曾报道一位班主任连续数年对历届毕业学生进行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怪现象说明什么呢？笔者认为，病因在教育圈内，而根源却在政府部门对高校的考核上。目前，政府各级对高校办学质量考核普遍存在“高水平、高质量”的偏见，仅重视学位点、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发表论文数等纯学术因素，而忽视了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用因素；此外，对不同类型的高校考核其水平和质量的标准差别并不大，还导致许多高校高不成低不就，难以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而就教师来说，在各高校为了争升格、设点，将不切实际的科研任务强行分摊到教师身上并以此作为其优胜劣汰的考核标准的前提下，即使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教学科研两张皮、科研本位”的思想仍然难有改观。

1.2 学校各方面的条件、经费有限

美国学者沃克温（J.F.Volkwein）1989年对86所大学的研究表明，与高校质量、水平和成功程度联系最紧密的是政府提供经费的多少和学校规模的大小。[1]无疑，经费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是重要的。如果说企业的行为基础是赚钱，那么高校的行为基础则是通过对钱的使用来满足社会各界的教育需求从而维持学校的声誉。在这里，教育经费仅仅是学校达到目标的手段。尽管许多人认可大学对社会经济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在后工业时代，大学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将取代工业公司的地位)，但日益增长的办学费用和摇摆不定的资金来源已使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从我国高校的实际来看，那些经费来源主要由地方财政拨款的高校往往情况更为严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不足必然导致教学科研得不到有效投入。当然，在财政收入不见涨[2]的同时，影响高校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员膨胀难以遏制，由此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学科体系全、单科弱，一般人才多、特殊人才少，管理粗放、工资财政等等。总之，基于财政问题使学校许多应该及时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得不到处理，造成学校发展的“资金性瓶颈”。

二、扫除实践教学障碍的几点思考

2.1 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准确定位

应该说，我国目前已对高校实行分层管理并也制订了一定的政策[3]，但由于历史原因，全国1500多所本专科院校（无硕士点）还普遍存在小而全、专而不精等情况，同时国内有关教育发展理论尚不成熟，对许多问题的探讨还未取得广泛共识，致使高校千人一面，培养模式雷同，以知识传授和采用灌输式教育为主，特色鲜明的高校并不多见。以研究生和专科教育为例，据国务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1999年的调查研究显示，研究生在工作态度、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合作精神和知识面等问卷项目中，创造能力的得分最低；而专科生的动手能力和合作精神也比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低。这不能不说是研究生教育的欠缺和专科教育的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值得我们反醒，是不是现行的精英教育过于追求知识体系而扼杀了创造精神，致使专科教育变成本科教育的翻版，而本科教育则成了“考研预备班”。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学校对目标学位授予点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是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对大学教育的深切抱怨，高等教育已到了自身反醒的时刻。笔者认为，鉴于我国高等教育业已步入国家和民众共同投资阶段，民众有权追求通过投资高等教育获得应有回报，这体现在能通过大学教育获得应有技能，不仅能够适应特定职位要求，还能满足创业的需要。当前高校应当根据四类人才标准：学术型（科研理论）、工程型（设计、规划、决策）、技术型（工艺、执行、控制）、技能型（技艺、操作）来切实安排、设置教学计划，突出实用理论，注重实践教学，来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要加强实验、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保障各环节的时间和效果，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不断改革实践教学内容，改进实践教学方法，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高水平教师从事实践环节教学工作。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教育，探索开辟网上合作教育的新形式，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不断拓展校际、校企、校所之间的合作。要多方筹集资金，加强各类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建设。②要改变课堂讲授学时过多实践学时过少的状况，构建模块式课程结构和弹性学制，不断扩大学生对专业、课程等教学资源的自主选择权，把素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③推进讨论式教学、研究式学习、项目团队等新教学组织形式，积极引导大学生开展多种学术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如各种论坛以及与媒体合办节目），追踪本学科最新领域进展，提高学习自主和独立研究能力。要让大学生通过自主选题或参与教师科研等多种形式，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在这里，华中农业大学开设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就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 [4]。此外，有条件的高校还应积极推行双导师制(科研、实践，学校、企业),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安排。

2.2 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如何解决

2.2.1 对教学和科研的认识

在欧洲的大学史上，传统的大学是没有科研之说的，而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是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大师洪堡。现在看来，这对于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学，需要通过培养人才直接服务于当前经济，因而教学相当关键；需要繁荣学术以服务于未来的发展，则科研也相当关键。郭石明认为，如果大学只具有传播的职能，则将永远处于社会边缘，而只有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才能使大学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组织（郭石明，2004）。马陆亭认为，高校的科学研究功能虽然产生较晚，但其地位在不断提高并在不断地对教学功能发起冲击（马陆亭，2004）。而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有许多教育专家对此感到深深的疑虑，认为研究会干扰教学，高等学校将因此而远离于社会。如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前任主席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L.Boyer）在《学术水平反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简而言之,现在许多学校面临的是一种目标危机。它们不是自我确定目标,而是追求外在的名望???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办学目标模糊了,研究水准遭到损害,教和学的质量令人不安地下降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使社会失去了大量的智力服务，也削弱了高等教育的活力。”的确如此。从实际情况看，在现有的考核模式下，教师的主要精力被迫集中于科研，教学只是“走走过场”，而科研才是真饭碗。于是乎，教师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但更确切的说，是编写能力提高了或运作能力提高了，其实践水平则无从谈起。这也许就是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并不具有应用价值，也不具有原创性的原因了。相反，越是纯理论、套套话、总结陈词就越容易得到编辑认可并顺利发表。顺理成章的是，理论的原创性被抛弃，应用价值无人关注，学术俨然就成了学者之术（技能）。的确，有些学者他可以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但是应用学科的学者你不能。你必须保证你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如果可能），具有应用价值，不是为评职称而写文章，不是为谋经费而搞课题，更不是为原创而原创（需建立在把握前沿和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有人说我国是一个科研大国，但不是一个科研强国。的确，与毗邻的日本相比，国人的创造精神尤弱，这似乎与两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日本“全民皆创”）[5]，同时，体现在学术上，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因此，为了提高学者的创新精神，防止学术政治和学而不创，当前亟需改革现有学术评价机制。如同北大教授武际可认为的，这也许是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但或许提高到更高位置，这还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科技安全（不仅仅是学校内部的事）。当务之急，笔者认为，鉴于教学和科研矛盾的客观存在性（在时间上），而学校对二者政策畸轻畸重，科研考核重量不重质且以发表刊物级别衡量成果价值具有很大缺陷，在教学考核上，由于“人情分”的泛滥也使其丧失激励功能，因此应当教学和科研联结起来进行改革。

2.2.2 如何考核

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决定制度创新的因素在于改革者所属的阶层和改革受益者所属的阶层分属两个不同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的合作是制度创新的前提[6]。由此观之，高教改革的最好形式可能是让教师在合理受控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学术自由的实现和提高教学质量皆有赖于此。遗憾地说,尽管目前有关教学和科研融合的研究遍地都是，我们似乎仍没有看到有利于此的曙光，几所有代表性的大学无一不是把教师捆得紧紧的。是否这真的有利于教学和科研？恐怕未必尽然。笔者试提出以下思路供参考：①教学考核方面，应明确教学对象和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提高教学质量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教师要有时间和积极性，二是学生能够自主。过去对教师的考核是把教师当作“唐僧肉”，谁都可以插一手，由于各人立场、观点、对该学科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听课时间、形式的不同，由此得出的加权结果便具有较大不合理性，并不能反映真实水平。根据管理中的“例外原则”，笔者认为，应将教学的常规评估权交还学生，管理部门仅执行例外评估，即监控性抽查和投诉检查。监控性抽查如未发现例外情况（较大教学质量问题）不发表意见，其结果不与本人见面也不作为考核评分的依据。投诉检查是在收到有关投诉申请时进行的检查，重在澄清事实，维护双方权益，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年终考核也取消同行评议和上级评议，因为学生的约束是切切实实的，每时每刻教师的行为都得到检验和关注，而且学生基本不带有功利性，其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相反，那些竞赛似的表演类似作秀，除了表明人的教学技艺外，其结果并不具有太大价值，也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的一贯表现和真正的教学水平，而且“德布鲁因效应”（即裁判打分前低后高）[7]也使评分不尽公平。同行评议由于竞争性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学校实行末位淘汰[8]，也别指望其有多少公正性。上级评价则更由于学科领域和各人才学不同，容易导致外行评价内行以及人情因素。据此，还是学生的评价更能反映教师实际水平，这种方式也能使教师专心搞好教学，专注练内功而不是谋求与有关方面搞好关系，操作上也更简便易行。为了建立长效机制，也为了节约考核成本，可以仿照网上学生选课系统建立学生投票系统[9]，未投票的学生无法开通选课。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念并签订电子诚信协议。为了从制度上减少人情分的影响和教师拉人情，对学生打分（应通过对各个等级（优、良、中、差）给出明确界定以减少赋分的随意性和不可比）的两端各截去10%-15%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除去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这更易于使考核成绩反映实际情况。而只有当考核结果与实际相吻合时，教学考核才能对教师发挥激励作用，从而起到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效果。对教师的实践教学考核也适用于此，但应采取更为细化标准，实行目标考核，加大奖励力度。另外，要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教师将实践教学活动和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征求意见，加快对产学研合作和横向课题管理办法的改革，真正做到学研相长。②科研考核方面,首先不能唯论文是从,而论文不能唯核心期刊是从。要建立论文代表作制度，在论文质量鉴定上,应参考发表刊物级别和校内同行意见，同时建立校外同行、权威机构、企业和相关技术部门、学生（包括同一专业校内研究生）的匿名评议机制。关于此也可以效仿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院系推荐、国外评审、引入惩戒机制），但不必完全照搬。对应用性学科考核的重点应放在应用性和创新性研究上，按应用性和创新性两块加权计算，某些学科还应看实际成果而非发表论文。最后，考核完毕应当将评审结果和成果上网（教师绩效库）公布或公开展示。③在奖励政策上，应遵循分类分层（多单项、少综合，分初中高、教师非教师、有职与无职定指标）的原则，并更多地采取由学生、校外专家、群众提人选，然后组织考核的做法。

2.2.3 考核结果如何利用

笔者认为,由于国情和发展水平差异,我国高校（至少是大部分高校）暂不能采取西方高校所普遍实行的教师考核聘任制度,而应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10]以减人为目的、重使用轻培养且过于频繁的考核和过度量化只会使正常的考核机制扭曲，从而导致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减少并不利于真正学术水平的积累。这种考核机制更无法实现学术自由。在学术表面繁荣的背后，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在衰落，但愿这只是危言耸听。[11]为此，有两套方案（前提是在编制紧张情况下严把高校“进人关”）：一是对在岗教职员加以合理分类，适合搞教学者搞教学，适合搞科研者搞科研，对两类人群制定不同的考核要求，考核结果与各自岗位聘任挂钩。搞教学者主要注重应用课题研究，将教学、科研、实践很好结合一起，考核期可以短些。搞科研者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应根据各人情况和研究项目采取不同考核周期加以考核，争取出大成果和精品，学校和个人都应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把论文和著作作为奖励的唯一标准。二是现行岗位设置和考核标准不做太大调整，将教学考核结果与教师岗位聘任挂钩，科研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审挂钩，评聘分开。职称与绩效津贴脱钩，但仍然可以与教学工作量系数（同时还应由教学评估结果决定）挂钩。绩效津贴（由学校根据各单位工作量和创收情况从学费中按一定比例划拨）分配由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总积分(如华中农大等高校)共同决定，管理人员参照教师的一定比例分配。总得来说，这两套方案的目的是给教师“松绑”，而“松绑”是为了使人尽其才，使不同类型的教师都能取得更好的教学和科研效果。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教学和科研矛盾，而且有助于教师把目光投向实践领域。如果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不光教育质量无法最终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也永远无法解开，而大学教育中实践教学形式化，理论脱离实际是必然之局，相信这与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2.3 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湖南大学孙宗禹认为，当前应重构实践教学体系，因为实践是创新的基础，所以应该彻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下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他认为，摆在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加紧构建能尽可能为更多学生提供一个更具综合性、设计性和创造性的实践环境，以便使每个大学生在4年学习中都能接受多个实践环节的培养，这不仅能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而且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有好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教高司函〔2004〕259号）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注重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要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为达到此一目标，笔者建议，对一般性本科教育不妨构筑实践教育和研究型教育两大体系。在教学模式上，西安交大实施的“2＋4＋X”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可供借鉴，但应稍作调整，即通识教育两年后，引入一次分流，一部分进入实践教育培养，一部分进入研究教育培养。进入研究教育培养的学生两年后再进行一次分流，一部分如期毕业，另一部分进入硕士阶段学习。这样的话便可按学生能力和兴趣准确定位，因材施教，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使大学兼具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功能。在培养学生具有良好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方面，应从学生心智发展实际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措施和培养计划。首先，要改变过去一味对学生“灌”、“压”、“束”的做法，树立人人平等、生师平等、生管平等意识。在道德素质的培养上，建立全校师生道德积分，归口宣传部门管理，充分借助网络信息媒体和其他先进技术手段，宣传师生良好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应抓紧修订有关导师制的具体办法，对学生的科研和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应允许学生在不影响自身学业的情况下自主创业，加快建立新体制下学生能力成长的保障机制，深化改革而不放任自流。其次，要加强外语、案例教学、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要促进教师积极探索对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如著名的巴黎高等商学院有一门"企业组织和管理"的必修课，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选取一家企业就其组织管理状况写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这样完成的:在学期初，学生首先选定一家自己熟悉的企业(自己实习过的企业、父母朋友所在单位等)，以后每上完一节课，学生必须把这节课所讲的理论用来分析自己所选的这家企业。课程结束后，学生的报告也已完成了70%。这时，老师要求学生把这些分析连贯成一个有机整体，然后综合分析这个企业在组织结构上所存在的问题，并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展开讨论。该学院的这种教学方式，通过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把课堂理论用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启发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非常值得借鉴，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最后，应完善实践教学管理方法，创新实践教学机制，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投入。要对教师的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管理咨询服务、技术推广、产品开发、新型技术研究等）进一步提出要求。对学生的考核除少数课程仍沿用理论考核外，多数均应改用操作、演示、答辩、综合性研究、项目策划设计来考核，必要时实行实际任务考核或与产学研合作单位联合考核。